​春晚黑色三分钟

春晚黑色三分钟

春晚黑色三分钟2016

春晚“黑色3分钟”听朱军细说原委

2007年的春晚结束以后，我们六个主持人集体失眠。原因我不说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那就是所

谓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乌龙事故。

事过数年，直到今天，“黑色三分钟”还在不断地被人解读着。为了还原真相，使它不再被过度解读，在这里，我想说说自己亲历的“黑色三分钟”。

事情原委是这样的。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语言类节目超时，导演组临时决定把一个零点之前的节目调到零点以后，这样一来，上一首歌曲结束后，距离零点报时还空出三分多钟，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长的固定台词，还多出将近两分钟的空隙。总导演金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六人时，台上的歌曲已经进入尾声，我们每个人都绷着神经硬着头皮上台。我心里一直在打鼓，不知道事先的预案能不能撑足那两分多钟。

我们的预案是上台以后，说完固定台词，我和周涛再一人念两份贺电，随后进入倒计时，这事就算带过。只是张泽群即兴添加的对联影响了预案的实施。泽群为了救场，自己拟了一副对联，上台之前向金越请示，金越心里没底，就没同意：“你别乱加，对联又不是咱们的强项。”泽群大概对那一副对联挺满意，没舍得丢，上台等刘芳菲说完一段，他接下去就说了那副对联。因为事先没有和我们沟通过，大家瞬间就懵了，他也比较忐忑，不小心说错了，对联没对齐整，紧张的情绪顿时蔓延开来，于是，引发了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。

我看看表，在边上跟周涛说：“时间来不及了，这个电报可能念不了，咱们就往下吧，进入正词。”此时李咏已经接过了泽群的话头，也是过于紧张，忘记控制时间了，不紧不慢地撑场。听着听着，周涛急了：“得进了，不进的话，那段正词都来不及了。”简单交流过后，我就把手里的电报揣进兜里，盯着表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找了一个气口，调高音调切入，开讲那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：“亲爱的朋友们，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，一个崭新的春天即将到来!”看我起了头，大家随即也进入了预设的台词轨道，每人一句走了一轮，等刘芳菲说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词，就又轮到李咏接话。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，李咏晃了一下神，台上出现了瞬间的停滞，时间很短促，但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。这时候周涛又主动添加了一段台词，还未说完，李咏又接着她的话往下说，话赶话，很不幸没赶上，就这样，一下子就乱了……

随后李咏试图补救，又即兴发挥了一段，开始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拜年。这时候离零点报时还有 13秒钟，我盯着表，眼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过，感觉浑身血液都涌上了脑袋。金越当时站在观众席边上的二号机旁，和我面对面，他不能冲上来帮忙，只能干着急。我看了眼金越，又扫一眼表，示意他回头看时间，此刻离倒计时只剩下 11秒钟。金越回过头，伸手一指我，那指令明确，我想再不切入，连 10秒钟都没了。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口，我猛然提高了声调，打断了所有人的话：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来临，在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华民族和顺和美，国泰民安!”

赶了两秒，“十九八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，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!以上就是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的始末。

下来以后，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，那么关键的一个节点上出了这么个纰漏，谁也不吭声，闷头坐着。当时正在直播，节目还得继续，总导演和台领导也不好说什么。我稍微缓了一下神，站起来，冲他们五个挥挥手：“行了行了，整理一下情绪，下面还有四十来分钟呢。有什么事等直播结束以后再说，先把后半截干完了。”等把最后的 45分钟节目主持完，大家再也没心情闲聊，一言不发各自回家。结果第二天起床，就看到满社会对“黑色三分钟”的议论，满眼看到的新闻都变成了我和李咏打架，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俩在后台大打出手的全过程。

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会，制造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主持人们又碰面了。我上去先跟李咏握手，一握手我们两个就乐了。李咏说：“咱俩得拥抱一下。”我问：“怎么了?”他一脸苦笑：“要不然说咱们打起来了。”我一想也是，就朝他张开手臂：“来，拥抱一下。”拥抱完我又忍不住笑，“这样人家更得说咱俩打起来了，这两人怎么过完年回来还拥抱?显然又和解了。”

那桩事故在当时可算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一根刺。时间过去那么久，现在我们也都能够坦然面对了。我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，是想澄清一些事实，它并非如外界所言，是我们几个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、人为抢词造成的。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，都怀着一份责任心和善意，但是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，相互没有配合好，再加上在那个关口上过度紧张，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，导致了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。

也是从那一年以后，导演下了明确指令：“上去无论发生任何情况，一切交给朱军一个人。”那时候开始，我真正体悟到何谓“老同志”，真正明白了作为春晚“资深主持”所必须的担当。舞台越大，荣耀越大，你所担负的责任也越大。

说实话，对于主持人来说，春晚赋予的责任重大，但空间不大。站在台上，我们没有那么多自由发挥的余地，春晚主持人更像一支黏合剂，努力黏合节目之间的缝隙，这是一个精细活儿，要做到精确而不着痕迹。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舞台上寻找一个发挥的空间，也就是救场的那一刻。那是一块试金石，那一刻考验着主持人所有的职业功夫。多少年的积累，你有多深，你有多厚，你有多少定力，在那一瞬间肯定要爆发出来。

2009年春晚，零点之前的一个舞蹈节目临时调整到零点以后，和另一个同类节目撞到了一起。两支舞蹈的伴舞都是同一拨演员，为了给他们争取时间更换演出服，总导演郎昆临时下了命令：“朱军，赶紧把这一分钟给我补上!”

我立刻抬头看表，离上场只剩 50秒了，完整构思一段台词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本能地把头转向朱海：“老哥，说什么?”朱海亮出一副你办事我放心的表情：“老弟，我相信你。”

这几句话说完，前面的节目已经差不多收尾了。命令加信任，像是两剂定心丸，瞬间给我安了心。我迅速地整理了一下思路，走上台前的那一刻，那段台词终于应运而生：“亲爱的朋友们，新春的钟声已经敲响，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向我们走来。在这里，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拜年，祝大家己丑牛年大吉。此时此刻，一定有很多很多朋友在给自己的朋友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。我想说：在您送去问候和祝福的时候，千万别忘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，那就是常伴在我们身边的人。如果您的父母还没有休息的话，请起身给您的父母鞠躬，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，感谢他们一年的劳累，感谢他们带给这个家庭的温暖。请用您的笑容为您的丈夫、为您的妻子，也给您的儿女送去祝福，感谢一年来我们相互搀扶走过的日子。最后我想说：也让我们感谢我们自己，感谢我们这一年来的自信与坚强，感谢我们这一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。”

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都会记得给亲戚朋友领导同事发短信拜个年，但是自己的父母家人、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在那个时候恰恰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。作为一名主持人，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一定的话语权，我试图借助自己手上小小的权力号召大家，通过鞠躬这样仪式化的方式，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，既是一种自我情感的确认，也实实在在地让家人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祝福。过了这个年，好多朋友一见我就说：“那天我响应你号召了，站起来去给我父母好好鞠了几躬，拜了个年。”

2011年春晚，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。当我和我的五位同事周涛、李咏、董卿、张泽群、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，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 1分 20秒。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，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，我来不及思考，更不容迟疑，迅速调整，进入战斗，在开口说话的同时，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台长，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。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，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，打开了我的思路。1分 20秒之后，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。到了后台，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“太棒了”的称许，自己当时也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。

但是到了第二天起床看重播的时候，一丝怅然在我心底慢慢地蔓延开来，其实是有遗憾的。虽然貌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但是回过头再看的时候，不免有些赧然，那段自行添加的台词整体比较空洞，除了一句“凝望着母亲的白发，抚摸着孩子的笑脸”实实在在地传递出了人生的某种况味。我有些自责，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发言?当时上场以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相：此时此刻距离一个新的`春天还有一分多钟，我们几个人把所有准备好的词都已经告诉您了，现在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儿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要不咱们拉拉家常，您回家了吗?您家的饺子包好了吗?您的鞭炮准备好了吗?或者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，现在还有多少秒 ……

但是我的职业习惯条件反射似的压倒了我的直觉判断。站到台上开口的一刹那，我改变了初衷，自己直觉所要表达的意思和之前预设的台词风格相差太远了，一堆宏大的东西，突然续了一些鸡毛蒜皮，一下把情绪降下来了，我犹豫着要不要冒险随了自己的性子。最后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开口说话了，导演的指令非常明确：“朱军，你来负责零点报时，剩下的人说完自己的词都不要吭声了。”在那一瞬间，我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服从了全局，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：“亲爱的朋友们，金鼓齐鸣，壮志飞扬 ……”调子渐渐拔高，把所有美好的词汇统统往里堆砌，“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都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一个崭新春天的到来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，凝望着母亲的白发，抚摸着孩子的笑脸，”看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，我拉长了语调，“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真心地对自己说一句：真好，我们又过了一个平安、和谐、幸福的快乐年。”那一刻很紧张，也有些沮丧，为了撑时间，我的语速更缓慢了，看重播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，“亲爱的朋友们，您准备好了吗?让我们一起和着这迎春的鼓声，迎接辛卯兔年崭新春天的到来!”精彩不精彩，只有自己明白。这次补台干脆利落，甚至做得不着痕迹，从某种程度而言人生照例是一场值得一搏的争衡，然而它的奖品是拼斗。